汉代金文沿袭秦代传统，而格式更为规整统一。已经发现的汉代金文数量很多，年代容庚有《秦汉金文录》及与之配合的字编《金文续编》，其中汉代金文均占主要部分。此后新出的又不止数倍。考古发掘还发现有成批成组的有铭青铜器，对研究汉代各种制度殊有意义。特别是金文中的职官如与汉印结合研究，将会起较重要的作用。

汉代仍有少数特殊铭文，如满城陵山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壶，两件均有延寿却病等语铭文，与常见金文不同。新莽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格外规整，由于仿古，也有诏版等等，需要专门研究。

《尚书》

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有关商代的几篇流传到周代，或受周人语言文字的影响，或由周代宋国史官加工润饰。另四篇所谓虞夏的书，除《甘誓》素材可能传自夏代，历商到周才写定外，《尧典》、《皋陶谟》、《禹贡》均为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再加工所编成。

《墨子·贵义》说周公每天要读篇《书》，可知周初这类历史文献还不少，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存已不多。从当时引用的情况来看，《左传》有多处，所引篇名为篇；《墨子》达篇，综计当时各家所引，除泛称《书》者外，所见篇名合计逾余篇。其中余篇为现存《尚书》中所无；而传到汉代的篇中，先秦未见引者也有篇。当时还出现《夏书》、《商书》、《周书》等名称，可能已按王朝作了汇编。不过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

儒家的课程原有“诗、书、礼、乐”四项，礼、乐为讲堂外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所以《商君书》和秦始皇的诏令中所严禁的也是这两种。到孟子、荀子时加上《春秋》，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易》。《庄子》中后出的《天下篇》亦举此六种，《天运篇》并有“六经”之名。由于古时无法将乐调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合称为“五经”。《尚书》也成了儒家宣扬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圣道的《书经》。

汉代的这部经书，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禁（见焚书坑儒）和楚汉的战乱（见楚汉战争）才传下来的。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下列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并用这些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经过数传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即欧阳高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都立于学官。三家所教的是伏生篇和民间所献伪《太誓》，共篇（欧阳氏本《盘庚》分篇成篇）。由于伏生所藏之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所写，为区别新出现的“古文”本，遂称为《今文尚书》，这三家便称为“今文三家”。汉末把欧阳氏《尚书》刻人“熹平石经”，用以统一文字的分歧。

相传西汉中期起，曾几次出现过先秦留下的写本，称为《古文尚书》，先后有鲁恭王坏孔子屋壁本、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刘歆以鲁恭王坏孔壁本多“逸书”篇，请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的反对，引起学术史上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这一古文本没有“逸书”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的篇，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人先后作了注。马郑本并将《盘庚》、《太誓》各分为三篇，《顾命》分出《康王之诰》，共为篇，用所谓蝌蚪文字写成，魏正始年间刻人“三体石经”中。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也散亡。东晋初年，梅赜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即用隶书笔法按古文字体写定）写的，其经文下有“孔安国传（即注）”的《古文尚书》卷。该书把伏生篇析成三十三篇，另从当时所见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成篇，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古文五十八篇”之数。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因为有王朝的提倡，渐得《书经》的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唐孔颖达据以撰《尚书正义》卷，南宋时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唐天宝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今字本”，其中有改错之处。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唐石经”中，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