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和周邦彦始终是王国维深感矛盾的两个人物。但周邦彦纵有创意的欠缺、用典的弊端，王国维仍是将其列入第一流词人之列的，而姜夔则被排除在第一流词人之外。因此在对周邦彦和姜夔两人的取舍上，周邦彦要略微领先一些。

姜夔何以被冷落如此？这从大的方面来说，姜夔生当南宋后期，宋末词人的群体弊端，姜夔也不免有染。从姜夔本人而言，因为过于追求如野云孤飞、来去无端的清空之境，所以其词往往意旨飘忽，让人不易捉摸。再加上好用典故，使词意的隐晦就更为突出。而在写景状物上，也鲜有北宋词的那种生动真切之貌，往往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些都导致了姜夔词在表达主题方面的不足。意旨已经难明，就更难追寻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了。

王国维归纳姜夔词不足的形成原因是不在意境上用力。此处的“意境”在内涵上与“境界”说是相似的。只是因为王国维撰述手稿才至第二十二则，境界说尚在酝酿之中，故仍以“意境”来表述。而境界说讲究的是真景物的如在目前，真感情的在在可感，以及语言上的自然畅达。对照这三点基本要求，姜夔走的几乎完全是另外的路子。其不入王国维法眼，原因在此。但王国维对于姜夔本人是并不否认的，将其列为格调最高之人，这与姜夔清客的身份、傲然的性格都是有一定关系的。只是王国维认为姜夔这种为人的高格调没有融入其词中，从而形成词的高格调。这都是偏离了对意境的追求，而将技艺放在首位所造成的。王国维对姜夔的这一评价放在其理论体系中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对姜夔词的隔膜主要还是由于其审美的偏执所造成的。

四三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 剑南：即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剑南诗稿》八十五卷，存诗九千三百多首。另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内含词二卷，系陆游于淳熙十六年（1189）自行编定，后别出单行，名《渭南词》，一名《放翁词》，共一百三十余首。

] 幼安：即辛弃疾（1140—1207），初字坦夫，后改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属山东）人。著有《辛稼轩诗文钞存》（今人邓广铭辑）、《稼轩词》等，存词六百二十余首。

] “横素波”、“干青云”二句：出自南朝萧统《陶渊明集序》：“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实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在南宋的诸多词人中，姜夔有格调，但情感薄弱；陆游有豪气，但缺乏韵味。其中能与北宋人一较高下的，只有一个辛弃疾了。近代人偏师南宋而忽略北宋，认为南宋词有途径可学，北宋词浑雅一气，难以师法。师法南宋的人，不是偏尊姜夔，就是偏尊吴文英，认为姜夔、吴文英的词有师法的程序，辛弃疾则无法模拟。即便是少数学习辛弃疾词的人，也大多师法他的粗犷与诙谐，认为这种粗犷、诙谐之处能够学会，而其他出色的地方无法学习。其实辛弃疾词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性情饱满，别有境界。即就气象而言，也有“横素波”、“干青云”的气概，这哪里是后世那些心思卑污、狭隘和阴暗的年轻人能够效法的呢！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十一则。王国维看似针对学词路径是宗北宋与宗南宋的问题展开讨论，其实是对近人词风的一次集中批评。所以，“近人”二字才是这一则的关键词。而且手稿撰述至本则，才第一次将矛头对准“近人”。王国维撰述词话之初衷，此则便是露出本相者。手稿文字与初刊本文字在前半基本相同，但后半变化甚大。手稿原文在“佳处不可学也”后面接下的文字是：“同时白石、龙洲学幼安之作且如此，况他人乎！其实幼安词之佳者，如《摸鱼儿》、《贺新郎·送茂嘉》、《青玉案·元夕》、《祝英台近》等，俊伟幽咽，固独有千古。白石、梦窗宁能道其只字耶！”后又在手稿上将末句改为初刊本“横素波”云云，文字略有差异。王国维的这一修改至少透露了如下信息：首先，王国维原来批评的矛头是针对姜夔与吴文英两人的，但手稿修改后以“梦窗辈”模糊言之，白石便消隐在后了；而在正式发表时，连“梦窗辈”数字也去掉，改为“后世龌龊小生”，则不仅包括南宋末年以吴文英为代表的若干词人，似将后来师事吴文英的词人也包括在内，批评的范围因此更加广泛。其次，王国维手稿文字只是举例说明辛弃疾《摸鱼儿》等词具有“俊伟幽咽”的艺术特点，乃是十分传统的评说方式，而在正式发表时，则言“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盖手稿撰述至第十一则，境界说尚未明朗，故在话语上多因袭传统，而在发表时，境界说已自具体系，王国维遂将相关评价纳入到境界说的体系中来衡量。了解了这一过程，无论是勘察手稿的撰述形态还是考量初刊本的理论形态，都会更加清晰。

王国维在此则继续批评姜夔“有格而无情”，其实仍是对姜夔不在意境上用力的说明。而陆游的词虽有一种对时局的郁勃不平之气，但未能敛气，所以有锐气而无远韵。吴文英的堆垛故实更是在词学史上备受批评。如此，南宋词的基本格局已经离以真性情、真景物为核心的境界说渐行渐远了。在王国维的观念中，只有辛弃疾是逸出在这种南宋基本格局之外的，兼具性情、境界、气象之美，遥接北宋一路词风。所以王国维在贬抑南宋词风时，一直对辛弃疾另眼相看。

但遗憾的是，自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提出学词路径由南宋以追北宋之后，南宋词风风行一时。而近人师法南宋词并未完全按照周济的路径，周济是主张问途王沂孙、然后再兼收吴文英和辛弃疾的长处，最终达到周邦彦的境界。而近人不遑说追至周邦彦了，在吴文英的阶段就基本上流连忘返了，再兼师姜夔，而对姜夔、吴文英词风具有重要调整价值的辛弃疾大体被冷落了。少数师法辛弃疾的词人，也不是师法其沉郁苍凉，而是模拟其粗犷、滑稽之处，则不免有买椟还珠之嫌了。所以不师北宋已是差了路头，师法南宋又取其下。词风之不振，根源于此。王国维撰述此则，意在唤起当代词人对北宋词的重新关注，而辛弃疾其实是被王国维纳入到北宋词风的范围之内的。结尾“龌龊小生”云云，不免流于意气了。

四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