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

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椒云初从事于考据，即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忧患之馀，尤自敛抑，退然若无以辨于学术也者。默识而已矣。于是以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弃其所官之国子监学正，决然归去，以从政于门内。积其谨以严父母之事，以达于凡事无所不严；积其诚以推及父母之所爱，若所不爱，无不感悦。其又不合，则考之《礼经》，核之当世之《会典》，以权度乎吾心自然之则。必三善焉而后已。病中为日记一编，记日日之细故，自责绝痛。将卒，又为遗令，处分无憾。盖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后之览者可以谓之笃志之君子耶？抑犹未耶？国藩为发其择术之意，既告其诸子，亦与异世承学者质证焉。

《孟子要略》叙跋

朱子所编《孟子要略》，自来志艺文者皆不著于录，朱氏《经义考》亦称未见。宝应王白田氏为《朱子年谱》，谓此书久亡佚矣。吾亡友汉阳刘茮云传莹始于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内搜出，复还此书之旧。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业，号为精核无伦，而不知《要略》一书具载金氏书中。即四库馆中诸臣，于金氏《集注考证》为提要数百言，亦未尝道及此书。盖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观金氏所记，则朱子当日编辑《要略》，别为注解，与《集注》间有异同。金氏于“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尚是旧说；“桃应问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复睹，茮云仅能排比次第，属国藩校刻，以显于世，抑犹未完之本与。然如许叔重《五经异义》、余隐文《尊孟辨》之类，皆湮晦数百年矣。一旦与他书中刺取掇零拾坠，遂复故物，则此书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补今日之阙乎？天下甚大，来者无穷，必有能笃耆朱子之书，罔罗以弥遗恨者。是吾茮云地下之灵，祷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书，自汉唐以来，不列于学官。陆氏《经典释文》亦不之及。而司马光、晁说之之伦，更相疑诋。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为“四书”。既荟萃诸家之说为《孟子精义》，又采其尤者为《集注》七卷，又剖晰异同为《或问》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兹又简择为《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笃也。盖深造自得，则夫泳于心而味于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参伍错综，而各具条理。虽以国藩之蒙陋，读之亦但见其首尾完具，而不复知衡决颠倒之为病，则其梨然而当于人人之心可知已。国藩既承亡友刘君遗令为之排定付刻，因颇仿《近思录》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读者一览而得焉。大贤之旨趣，诚知非末学所可幸中，独未知于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复生，徒使予茫然四顾而伤心也夫。曾国藩又识。

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

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即幸而苟延，精理已销，恒干仅存，君子谓之免焉而已。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同年生陈君仲鸾，与余交十馀年。每相与议论平生，慷慨不挠。或品第当世人伦，意所不可，睥睨讥切，无所复忌。同人或谓仲鸾居吏部曹司，身处卑冗，更事未深，宜其嚣嚣不诎。若移置要地，稍稍练习文法，亦且破觚而为圆矣。既而仲鸾果以考第入直军机。而戆直发愤，芒角森然，曾不减其曩者之旧。吾乃私怪生民刚直之性，其禀之有厚有薄，未可以一概度量也。间辄与仲鸾语家世之详，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鸾为余言封翁荫召先生，生而伉爽，屡经艰险，履之如夷。遇人有心所不许，虽豪贵人，必唾弃之。即心之所许，虽孤嫠卑贱，必引而翼之。愈穷厄，愈礼敬与钧。自亲族、州闾，皆服其诚信。远近纷难，就之决遣。凡所论断，久而辄应。封母高太恭人，祗顺惇笃，尊尚节义，盖皆有刚直之风。然后知仲鸾之激烈不阿，虽受性独厚，亦其禀之庭闱者，岁渐月染，涵濡之久而不自知也。人固视乎所习：朝有媕娿之老，则群下相习于诡随；家有骨鲠之长，则子弟相习于矩矱。倡而为风，效而成俗，匪一身之为利害也。

今年八月，为先生暨太宜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称觞仲鸾之邸第，作为诗篇，以祝难老。属国藩为之序。余乃略述平昔与仲鸾言论大指，以著先生之节概。因推国初诸儒以刚直而享大年者，为先生致善祷之谊，亦使世之君子，闻之而有所警焉。

槐阴书屋图记

吾师江阴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阴补读之室”，而属人为之图。图成于道光癸卯之夏，时先生方官内阁学士，职思简易。曰“补读”云者，以为绩学不夙，仕优而后补之，谦退之词也。是年冬，先生视学安徽。三年还朝，则已掌吏部，或摄户部。又督漕于潞河，厘盐于天津，荡涤田赋积亏于两浙。庶政倥偬，刻无暇晷，间遂有巡抚山西之命。于是先生手图而告国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图之也，将以读吾书也。今五六年间，腐精于案牍，敝形神于车尘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补。则今之悔，又果可补于后日乎？子为我记之，志吾疚焉。”

国藩尝览古昔多闻之君子，其从事文学，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远州之时。虽苏轼、黄庭坚之于诗，论者谓其汴京之作少逊，不敌其在外者之殊绝。盖屏居外郡，罕与接对，则其志专，而其神能孤往横绝于无人之域。若处京师浩穰之中，视听旁午，甚嚣而已矣，尚何精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兴，号为迈古。然如睢州汤公、仪封张公、江阴杨公、高安朱公、临桂陈公、合河孙公数贤人者，大抵为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职也专，其守法也简，亦常日有馀光，人有馀力。今六部科条之繁，既三倍于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历，或一身而兼数职，一岁而更数役。每夕丑初趋离宫，待漏尽午而后返。曹官白事、判牍，莫夜不休。又以其间宾接生徒，宴会寮友，伺隙以求终一卷焉而不可得。视数贤人者之处京朝时，势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为怃然也。今者先生持节山西，政成而神暇，尽发遗编以补素愿。盖将与数贤人者角其实而争其光。而国藩忝窃高位，乃适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偿，来者不可必。故略述时事，令异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钱塘戴府君墓志铭

钱塘少司马戴君，既葬其亲资政府君、王太夫人六年，未有以声诸幽，乃以命其友曾国藩。国藩为谱其系，述其行，纪其恩遇，因及其息，以识其葬。其系曰：周植汤后于宋，幽王时宋公谥戴，后遂以公族为氏。圣与德，抉经阐教，袭为通儒。传至南唐，安为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谥忠恭。子奢，始居新安之隆阜。孙处居上溪口，仍世为徽人。至明崇祯间，有一美者，仕浙江都指挥经历，子孙遂为钱塘人。曾祖永荃，祖承徵，考佳瑸，两世皆封朝议大夫。朝议君生四子：长道亨，乡试为举人；次道立，议叙府同知；次道泰；府君讳道峻，字升甫，其季也。王太夫人考曰通泗，赠奉直大夫。其门族自为风气，杭人甲乙目之。其行曰：府君综治群书，不以一流自域，不与横目之民争利，不与逆撄者校曲直。改葬长兄之墓，迎主于家，而时其祭。从父墓崩，易棺而迁葬。又葬其姊之夫，又葬其师之无主后者。少嗜碑碣，继耆古扇，聚以千计。老耆古金，泉刀布币，兼收博考。既寄于三者，乃冥于万物，陶然自娱，不为执必。凡誉毁、穷通、有亡，壹等齐之，终其身不以关于虑也。太夫人操作暇豫，而供具倍于众手，御下无甚色，而仆婢肃然。嫁衣毁于火而无戚容，将死而无哀语。其恩遇曰：府君既补学官弟子，七试于乡而七黜。以子熙贵，敕封儒林郎，诰封朝议大夫。既殁，而熙跻卿贰，国恩例晋资政大夫。太夫人初封安人，继赠恭人，亦例晋夫人。其息曰：男子三人。长即熙，以翰林三直南书房，再视广东学，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次曰煦，府学生，明天官算术；次曰焘，议叙府同知。女子四人，皆归士族。孙十一人：有恒，府学生；以恒、之恒，县学生；可恒、如恒、果恒、其恒、斯恒，所恒、自恒、尔恒。孙女三人。曾孙三人：兆登、兆春、兆衡。曾孙女一人。其葬曰：太夫人卒于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年六十七。明年九月十七日，葬于西湖之三台山麓。越七岁，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二月十一日，穿太夫人之域而合葬。既固既虔，永贞无纪。

铭曰：钱王湖滨有一士，十年内廷书画史。曾使岭南万里行，又坐枢府统九兵。是为府君之令子，实奉老亲葬于此。既葬六载吾为铭，下告谁何上日星。

跋衍圣公孔恭悫公墓志铭刻本

汉碑载乙瑛、韩敕、史晨数人者，有功于孔林甚巨。而史君二碑，既载其请祠之章，又叙其飨礼之盛；其补墙垣，治渎井，种梓守冢诸绩，至屡书不一书，功亦伙矣！此碑载恭悫公本以圣人之胄，而其有功孔林，又百倍于前哲。若更得善篆隶者，大书重刻，异世流传，岂仅与史君辈比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