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和周邦彦始终是王国维深感矛盾的两个人物但周邦彦纵有创意的

姜夔和周邦彦始终是王国维深感矛盾的两个人物。但周邦彦纵有创意的欠缺、用典的弊端，王国维仍是将其列入第一流词人之列的，而姜夔则被排除在第一流词人之外。因此在对周邦彦和姜夔两人的取舍上，周邦彦要略微领先一些。

姜夔何以被冷落如此？这从大的方面来说，姜夔生当南宋后期，宋末词人的群体弊端，姜夔也不免有染。从姜夔本人而言，因为过于追求如野云孤飞、来去无端的清空之境，所以其词往往意旨飘忽，让人不易捉摸。再加上好用典故，使词意的隐晦就更为突出。而在写景状物上，也鲜有北宋词的那种生动真切之貌，往往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些都导致了姜夔词在表达主题方面的不足。意旨已经难明，就更难追寻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了。

王国维归纳姜夔词不足的形成原因是不在意境上用力。此处的“意境”在内涵上与“境界”说是相似的。只是因为王国维撰述手稿才至第二十二则，境界说尚在酝酿之中，故仍以“意境”来表述。而境界说讲究的是真景物的如在目前，真感情的在在可感，以及语言上的自然畅达。对照这三点基本要求，姜夔走的几乎完全是另外的路子。其不入王国维法眼，原因在此。但王国维对于姜夔本人是并不否认的，将其列为格调最高之人，这与姜夔清客的身份、傲然的性格都是有一定关系的。只是王国维认为姜夔这种为人的高格调没有融入其词中，从而形成词的高格调。这都是偏离了对意境的追求，而将技艺放在首位所造成的。王国维对姜夔的这一评价放在其理论体系中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对姜夔词的隔膜主要还是由于其审美的偏执所造成的。

四三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 剑南：即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剑南诗稿》八十五卷，存诗九千三百多首。另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内含词二卷，系陆游于淳熙十六年（1189）自行编定，后别出单行，名《渭南词》，一名《放翁词》，共一百三十余首。

] 幼安：即辛弃疾（1140—1207），初字坦夫，后改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属山东）人。著有《辛稼轩诗文钞存》（今人邓广铭辑）、《稼轩词》等，存词六百二十余首。

] “横素波”、“干青云”二句：出自南朝萧统《陶渊明集序》：“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实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在南宋的诸多词人中，姜夔有格调，但情感薄弱；陆游有豪气，但缺乏韵味。其中能与北宋人一较高下的，只有一个辛弃疾了。近代人偏师南宋而忽略北宋，认为南宋词有途径可学，北宋词浑雅一气，难以师法。师法南宋的人，不是偏尊姜夔，就是偏尊吴文英，认为姜夔、吴文英的词有师法的程序，辛弃疾则无法模拟。即便是少数学习辛弃疾词的人，也大多师法他的粗犷与诙谐，认为这种粗犷、诙谐之处能够学会，而其他出色的地方无法学习。其实辛弃疾词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性情饱满，别有境界。即就气象而言，也有“横素波”、“干青云”的气概，这哪里是后世那些心思卑污、狭隘和阴暗的年轻人能够效法的呢！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十一则。王国维看似针对学词路径是宗北宋与宗南宋的问题展开讨论，其实是对近人词风的一次集中批评。所以，“近人”二字才是这一则的关键词。而且手稿撰述至本则，才第一次将矛头对准“近人”。王国维撰述词话之初衷，此则便是露出本相者。手稿文字与初刊本文字在前半基本相同，但后半变化甚大。手稿原文在“佳处不可学也”后面接下的文字是：“同时白石、龙洲学幼安之作且如此，况他人乎！其实幼安词之佳者，如《摸鱼儿》、《贺新郎·送茂嘉》、《青玉案·元夕》、《祝英台近》等，俊伟幽咽，固独有千古。白石、梦窗宁能道其只字耶！”后又在手稿上将末句改为初刊本“横素波”云云，文字略有差异。王国维的这一修改至少透露了如下信息：首先，王国维原来批评的矛头是针对姜夔与吴文英两人的，但手稿修改后以“梦窗辈”模糊言之，白石便消隐在后了；而在正式发表时，连“梦窗辈”数字也去掉，改为“后世龌龊小生”，则不仅包括南宋末年以吴文英为代表的若干词人，似将后来师事吴文英的词人也包括在内，批评的范围因此更加广泛。其次，王国维手稿文字只是举例说明辛弃疾《摸鱼儿》等词具有“俊伟幽咽”的艺术特点，乃是十分传统的评说方式，而在正式发表时，则言“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盖手稿撰述至第十一则，境界说尚未明朗，故在话语上多因袭传统，而在发表时，境界说已自具体系，王国维遂将相关评价纳入到境界说的体系中来衡量。了解了这一过程，无论是勘察手稿的撰述形态还是考量初刊本的理论形态，都会更加清晰。

王国维在此则继续批评姜夔“有格而无情”，其实仍是对姜夔不在意境上用力的说明。而陆游的词虽有一种对时局的郁勃不平之气，但未能敛气，所以有锐气而无远韵。吴文英的堆垛故实更是在词学史上备受批评。如此，南宋词的基本格局已经离以真性情、真景物为核心的境界说渐行渐远了。在王国维的观念中，只有辛弃疾是逸出在这种南宋基本格局之外的，兼具性情、境界、气象之美，遥接北宋一路词风。所以王国维在贬抑南宋词风时，一直对辛弃疾另眼相看。

但遗憾的是，自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提出学词路径由南宋以追北宋之后，南宋词风风行一时。而近人师法南宋词并未完全按照周济的路径，周济是主张问途王沂孙、然后再兼收吴文英和辛弃疾的长处，最终达到周邦彦的境界。而近人不遑说追至周邦彦了，在吴文英的阶段就基本上流连忘返了，再兼师姜夔，而对姜夔、吴文英词风具有重要调整价值的辛弃疾大体被冷落了。少数师法辛弃疾的词人，也不是师法其沉郁苍凉，而是模拟其粗犷、滑稽之处，则不免有买椟还珠之嫌了。所以不师北宋已是差了路头，师法南宋又取其下。词风之不振，根源于此。王国维撰述此则，意在唤起当代词人对北宋词的重新关注，而辛弃疾其实是被王国维纳入到北宋词风的范围之内的。结尾“龌龊小生”云云，不免流于意气了。

四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