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金文沿袭秦代传统而格式更为规整统一已经发现的汉代金文数量

汉代金文沿袭秦代传统，而格式更为规整统一。已经发现的汉代金文数量很多，年代容庚有《秦汉金文录》及与之配合的字编《金文续编》，其中汉代金文均占主要部分。此后新出的又不止数倍。考古发掘还发现有成批成组的有铭青铜器，对研究汉代各种制度殊有意义。特别是金文中的职官如与汉印结合研究，将会起较重要的作用。

汉代仍有少数特殊铭文，如满城陵山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壶，两件均有延寿却病等语铭文，与常见金文不同。新莽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格外规整，由于仿古，也有诏版等等，需要专门研究。

《尚书》

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有关商代的几篇流传到周代，或受周人语言文字的影响，或由周代宋国史官加工润饰。另四篇所谓虞夏的书，除《甘誓》素材可能传自夏代，历商到周才写定外，《尧典》、《皋陶谟》、《禹贡》均为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再加工所编成。

《墨子·贵义》说周公每天要读篇《书》，可知周初这类历史文献还不少，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存已不多。从当时引用的情况来看，《左传》有多处，所引篇名为篇；《墨子》达篇，综计当时各家所引，除泛称《书》者外，所见篇名合计逾余篇。其中余篇为现存《尚书》中所无；而传到汉代的篇中，先秦未见引者也有篇。当时还出现《夏书》、《商书》、《周书》等名称，可能已按王朝作了汇编。不过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

儒家的课程原有“诗、书、礼、乐”四项，礼、乐为讲堂外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所以《商君书》和秦始皇的诏令中所严禁的也是这两种。到孟子、荀子时加上《春秋》，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易》。《庄子》中后出的《天下篇》亦举此六种，《天运篇》并有“六经”之名。由于古时无法将乐调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合称为“五经”。《尚书》也成了儒家宣扬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圣道的《书经》。

汉代的这部经书，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禁（见焚书坑儒）和楚汉的战乱（见楚汉战争）才传下来的。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下列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并用这些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经过数传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即欧阳高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都立于学官。三家所教的是伏生篇和民间所献伪《太誓》，共篇（欧阳氏本《盘庚》分篇成篇）。由于伏生所藏之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所写，为区别新出现的“古文”本，遂称为《今文尚书》，这三家便称为“今文三家”。汉末把欧阳氏《尚书》刻人“熹平石经”，用以统一文字的分歧。

相传西汉中期起，曾几次出现过先秦留下的写本，称为《古文尚书》，先后有鲁恭王坏孔子屋壁本、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刘歆以鲁恭王坏孔壁本多“逸书”篇，请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的反对，引起学术史上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这一古文本没有“逸书”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的篇，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人先后作了注。马郑本并将《盘庚》、《太誓》各分为三篇，《顾命》分出《康王之诰》，共为篇，用所谓蝌蚪文字写成，魏正始年间刻人“三体石经”中。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也散亡。东晋初年，梅赜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即用隶书笔法按古文字体写定）写的，其经文下有“孔安国传（即注）”的《古文尚书》卷。该书把伏生篇析成三十三篇，另从当时所见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成篇，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古文五十八篇”之数。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因为有王朝的提倡，渐得《书经》的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唐孔颖达据以撰《尚书正义》卷，南宋时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唐天宝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今字本”，其中有改错之处。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唐石经”中，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